Author: 朱大可
中国人的礼貌,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。据媒体报道,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,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,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。与此同时,外交部也公开发布《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(2007年版)》,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,提醒本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,不要大声说话,避免突出自己;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,如此等等。
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,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。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,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:“请不要站在马桶上!”这是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,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。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,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,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,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。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。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,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。后发民族俄罗斯,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,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、制度和教养,于是,这两个民族最终都“脱胎换骨”,摇身成为“先进文化”的代表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一个号称“礼仪之邦” 的文明古国,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,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。问题的要害在于,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,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,把无知当朴素,把暴力当革命,把失礼当率真,把低俗当可爱,把仇恨当爱国,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?
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,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。领袖“放屁”,百官骂娘,民众“操*”,这种所谓“无产阶级”的话语方式,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,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。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。1960年代影片《霓虹灯下哨兵》里,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,被定义为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,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。这种价值的颠倒,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,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。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,到1976年底,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。
长期以来,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,只有一项跟“教养”真正相关的事务,那就是“劳动教养”,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,在许多法学家看来,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。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,教养仍然毫无踪影。甚至在80年代的“人道主义思潮”中,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。
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,教养是是礼貌、风度、修养、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。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,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,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,尊重他人(其他生物)的权利和感受。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。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,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。教养应当与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正义、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,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。
毫无疑问,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,更与所谓“资产阶级思想”无关,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。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。它是文明的旗帜,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。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,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,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。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,任何华丽的“盛世叙事”,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。
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,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。早在80年代,就已出现了“五讲四美”的口号,此后,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“精神文明”教育,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,结果却收效甚微,相反,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,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。近年以来,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,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,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,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,却还是缘木求鱼,舍本逐末之举。政治灌输方式,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,而恢复磕头礼节,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。此外,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,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,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,可以脱卸和伪饰。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,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。
在GDP指数保持高位、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,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,并有归零的危险,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。应当感谢西方人,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。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,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。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,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。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。时间,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。
(原载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第339期,发表时标题被改为《“礼仪之邦”的教养问题》)